这里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的样子，在德国可是不短的距离。当我踏入宫门之时，还是不禁为眼前的美景所着迷。明艳的色彩，东方的风情，配上如茵的绿草和鲜丽的花卉，即使在这样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，也让人赏心悦目。
皮尔尼茨宫与茨温格宫、莫里茨宫并称为德累斯顿巴洛克三大典范，然而在我的眼中，它既不同于前者的沉稳庄重，也区别于后者的圆润可爱，透露的更多是一种新奇的美。
宫殿建筑群依山傍水。早期建成的两座宫殿有着同样的规制和外观，如镜子两侧的影像，相对而立。其中一座靠山，曰山宫，一座面水，曰水宫，连同晚期建成的新宫，从三面环抱着中心的巴洛克式花园。园中有喷泉，四侧的花卉被园丁修正成漂亮的几何图形，自西面又连接起宫苑的园林。
山水二宫的屋顶皆由天青色的瓦片砌成，虽形状不同，还是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祈年殿的穹顶。屋檐之下与门廊的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，主题是中国的人物、建筑、车舆和南方的植物，透露一种出清新活泼的异域风味。
在此二宫兴建的年代，“中国风”在欧洲正处于鼎盛时期。那时的中国是瓷器、丝绸之都，又是人们所臆想的文明、和谐社会的代表。皮尔尼茨宫当时的主人，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，也即奥古斯特强力王，是“中国风”忠实的拥趸。正是他在位之时，“中国风”在萨克森王室贵族蔚然成风。以仿制中国瓷起家的迈森瓷器厂也在彼时诞生，后来蜚声欧洲，成为硬瓷制造者的杰出代表，此处不表。
在改建皮尔尼茨宫之时，强力王曾明确要求建筑要体现出东方特色。而其时，欧洲关于中国建筑和艺术的资料还相当匮乏。主持工程的柏培尔曼（Matthäus Daniel Pöppelmann）、龙格鲁尼（Zacharias Longuelune）等人虽是巴洛克时期最富盛名的建筑大师，却也从未造访过中国。据说，柏培尔曼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荷兰人纽荷夫（Jean Nieuhoff） 1655年到1657年在中国的游记画册。虽然其中有不少图样，但是并非学术著作。因此，最终的建筑其实和中国的式样并无多大关联，而壁画的面貌与中国的传统绘画亦相去甚远。但也许正因为没有范例，设计者才能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赋予它独一无二的风格。
在建筑群中，还有一件德国建筑史上的“中国风”代表作品。1790年，王室在获得了宫殿北部的一块土地后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建，其中还包括一个喷泉池。连同后期建成的亭子，这里被统称为中国花园。
中国亭是在1804年由后巴洛克时期著名建筑师舒里希特（Christian Friedrich Schuricht）主持修建的。
在中国亭的内墙上，绘有八幅中国山水，其中一幅还是北海太液池琼华岛图景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观之便觉得分外亲切。这些画作是欧洲画师的仿品，其蓝本来自于早期英国著名的外交官、汉学家乔治·斯当东（小斯当东）的1798年－1801年出版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中的铜版画。这位英国汉学家少年成名，还受到乾隆的接见，也是《大清律例》英译版的作者，其中的画作可以说有相当的可信度和史学价值。
在宫殿的主体建筑，山水新三宫，参观者可以见到中国的屏风、绘画、瓷器、漆器以及仿品，还有不少来自日本的展品。
事实上，德语中的“中国风”虽源于中国一词，更确切的说，是东亚风格的代名词，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的日本风格也不免被一些欧洲人视作“中国风”的分支。当你走进山宫的大厅，恐怕会以为这是以中国文物为范本的装潢案例：从墙面到屋顶布满了精美的壁画，设色颇有几分青花的韵味。画作的题材有象征长寿的仙鹤，象征祥瑞的孔雀、麒麟，傲雪迎霜的岁寒三友，画中人宽袍大袖、仙风道骨，就连卷云、波涛的花纹都有几分中国艺术的神采。可是再仔细看去，画作的线条似不如国画灵动飘逸。而高处的版画与下方的水彩画不同，人物的“月代头”与和服已经透露出的原作的来历——没错，这些装饰品的原型正是日本画。
19世纪中叶，在欧洲掀起一阵和风热潮，或者也可以称为日本主义。起初这种风尚还只是体现在绘画作品上，自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展示了日本装饰艺术后，这股热潮也扩及到室内设计领域。山宫大厅在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改建过程中就因此呈现出一派全新的面貌。不过，这些装饰画的作者并非日本艺术家，而是当时本地的一些装饰画匠，有的姓名已不可追溯。有趣的是，画作的蓝本并不是当时已名声大噪的浮世绘或者大和绘，反而是日本一些宗师中国传统国画的作品，比如狩野派的画作。至于装修的设计师是否是为了配合宫殿的整体设计作此选择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同时期在水宫中诞生的黄色“中国茶室”是熔中国风于洛可可风的代表作。踏入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花瓷的花瓶和托盘，与黄色的主色调相得益彰。这些瓷器结为王室收藏，有的来源于中国，有的则是迈森瓷器厂的作品。石膏装饰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墙面，不论是镜子还是壁炉，都有富丽堂皇的装饰。其中大量使用中国风素材，如传统的中国狩猎男子、散步女子、龙、仙鹤等形象，而在花絮、藤曼等装饰的使用上，建筑师则采用了中国风与洛克克传统元素混搭的手法。壁炉一侧，两个青花瓷瓶的支架俱雕刻成一个中国男子的形象，有学者认为其师法于德累斯顿王宫中国屋中的作品，人物细眉长眼，髭长过颌，分明是欧洲人中眼中的亚洲人无疑，而身上原本应有的中式风服饰却变成了多褶的长袍，可谓是建筑师的别出心裁了。
事实上，自奥古斯特强力王去世之后，萨克森境内的中国风一度偃旗息鼓，但在十九、二十世纪之交，萨克森的贵族又开始重新发掘中国元素之美，这大概也是出于对萨克森“黄金时代”的怀恋吧。茶室从整体来看，无论是装饰，还是家具的陈列方式上，建筑师古斯塔夫·佛力施（Gustav Frölich）都遵守了新洛可可式的设计语言，与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布局大相径庭。但在细节之处，他又反复使用的中式素材，彰显了异域风采，可谓中西合璧之佳作。据说，王室对这一作品极为满意，还写了一封感谢信，以嘉许其艺术造诣。
除了“中国风”元素，山宫、水宫中陈列的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展览，新宫中陈列的是王宫的旧时文物，也值得鉴赏。园中还有一株巨大的山茶，相传是瑞典植物学家卡尔·彼得·通贝里（Carl Peter Thunberg）18世纪晚期从东方带回欧洲的四株名花之一，其种植年代大约可以追溯至16世纪末，是欧洲阿尔卑斯以北地区最古老的山茶花，如今它依旧葳蕤，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。
即将离开之时，天公作美，云开见日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皮尔尼茨宫宛如一个盛装的女子，更添几分娇艳动人。水宫的南侧有开放的台阶延伸至易北河中，若此时能从对岸一睹其水中的倩影，一定是件赏心乐事。
